相比之下，民主实质法治旨在追求平等的自由，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为他们提供物质救助、就业机会和法律援助，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享有自由必要条件。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都受到了理性的洗礼，正像法律成为了理性的法律一样，道德也成为了理性的道德。但是，这种相对主义的人权观毕竟具有局限性。

首先，商谈论视域的道德具有怎样的属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道德首先不是实体规范，而是一种适用商谈原则的视角，根据这种视角，只有能够得到相关者真实同意的规则才具有正当性，道德规范涉及的是所有自然人，因而它需要得到所有人的真实同意，但是，实践中这种商谈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采取虚拟商谈的形式来确定道德规则。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旗号的相对主义价值观便乘机而入并渐趋得势，其结果是中国法学理论在走向多元的同时也陷入了混乱，与此同时，立法在面对重大法律问题时和司法在面对疑难案件常常感到价值迷茫，无所适从。这样，哈贝马斯就把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重心转移到商谈论民主与合法之法的关系上。谈及民主，读者不仅疑问，现代西方不是一直存在丰富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吗？既然如此，哈贝马斯强调民主是否多此一举？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以来，西方虽然不乏民主理论和实践，但是它们归结起来主要属于两大模式，一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二是共和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虽然各有特色和长处，但对于现代的社会整合而言，它们各自都存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商谈论视域的重构，从而实现扬长避短的超越，开辟出第三条民主的路径，即商谈论基础上的民主。从商谈谈论的角度看，道德和法律在同一个位阶上，都处于商谈原则之下，都须置于在程序主义商谈的平台上进行论证和检验。

在2006年成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所谓与道德保持一致，并非意指法律的所有内容都贯彻和体现道德，而是意指法律的内容与道德相容。立法机构是民选机构，被视为表达民意的"圣坛"，现代民主的核心体制，但是，伴随代议制的蜕变，代表日益脱离选民，逐渐成为职业化的官僚政客，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关于氏族社会的结构，上文已经论及。网络中虚假的信息或可能出现的其他负面因素，可通过公开的讨论、批评机制以及共同体的自律性规范加以抑制和消除。生活其中的人们熟悉自己的生活事实，他们根据这些事实平等地参与规则形成过程，通过民主协商和自由讨论，能够制定出与事实相符合的规则。后来，这种效率观在边沁设计的"高效率的监狱"中得到了体现，在"美国的效率崇拜"中发挥到了极致。

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人们在适应特定环境的交往互动中自发形成的，同时，作为具有反思和丰富想象力的人类，还能借助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理想的追求，有意识地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关于如何划分人类演进的历史阶段，人们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因迄今仍难取得一致意见。

（3）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严格意义上是互惠的，即成员之间共享、不计功利以及互助。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愈不平衡，种族、民族关系愈复杂，文化的多元程度愈高，其生活事实的差异就愈大。严守法律职业的"入伙"标准。" 本文无意详细阐述复杂的科学原理，我们仅从"随机"、"巧合"、 "混沌"  这些科学名词的表面含义上，似乎就足以感受到事物的"无常"特性。

反之，等级越低，义务越多，社会底层几无权利可言，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这种科层制的权力结构虽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与约束，并彼此形成某种制约关系，但仍然在某种程度具有前现代社会特权身份制官僚体制的特征与气质，人们所处的权力等级标示其身份，而这种身份又标示着人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契约自由背后常常包含某种被迫的情势，通过契约联缀的群合在很多情况下仍然不是真正的自愿群合。因为这种关系中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风险，每个人必须以经济人的"理性"精打细算，精明博弈，以确保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中能够获利。

历史上，各个社会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体制或意识形态统合或消解差异或偏好的努力，都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通过自愿共同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与沟通，在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确立国家层面的以宪法以核心的基本法律，不同共同体根据这些基本法律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己真实需要的具体法律。

显然，这种占有性的个人权利观与个人主义的平等权利论密切关联，相对于等级特权观念而言，这种平等权利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1. 摆脱金钱的奴役 在斩断了特权身份制社会的各种关系羁绊之后，获得自由的个人面对的是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过着利己的、彼此隔绝的私人生活。

恪守实在法规则所构筑的"法律帝国"。对于这种法律，每个成员既都是立法者，同时又都是守法者。一旦人开始从自身而不再是向神圣权威寻求秩序存续的根据与理由，一旦人的理性权威压倒了神圣权威，一旦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进入"天国"而是尽情享受现世生活，一旦生命的重心从诉诸内在信仰转向倚重外求利益，神治秩序就很难继续存在了。不过，历史上实行人治的种种教训甚至灾难表明，社会或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或少数精英的人治实不可靠：一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实际上，形式法治对一般效率的维护，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享受效率的成果。在这种功利观的怂恿下，个人近乎疯狂地索取：向他人索取，向社会索取，向自然索取，"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做出决定"。

要消除这种经济异化，挣脱金钱对人的压迫与奴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对人的压迫与奴役，就应重整社会关系。这类整合或调和确实收到了某种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秩序中内信与外迫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实际的平等，社会仍然存在等级身份。（6）所有决定都对全体成员公开，随时接受成员的建议与批评。

现代社会的许多犯罪与纠纷都源于利益冲突，大量非功利性自愿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将弱化的人们的逐利意识，基于利益的冲突可能随之大大减少，与此相关联的纠纷和诉讼也将随之大大减少。通过对特殊情况给予特殊关照，避免适用普遍、一般规则可能造成的具体不公正结果。

因为一部世界现代史反复告诫人们：落后意味着被动挨打，发展是硬道理。内容提要：在现代社会，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基础，法治成为主要治道。现代市场经济为个人最大限度地索取提供了场地和机会，而现代形式法治中的法律（其中特别是私法）为这种索取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政府必须依照授权"契约"行使权力，否则，民众有权拒绝服从，甚至有权推翻政府。

在这方面，工会、妇联、残联、教会等共同体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个人自由是个人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不再受强制性的特权身份等级的束缚，而是通过契约与其他人发生联系。

尽管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一旦进入现代社会，追求高效率都相继成为一种主导性价值。在这种体制下，试图立即消除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关系，是不可能的。

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以改善他们的实际不公平的境遇。借助这种组合形式，人们可以进行互助合作、互动参与以及互惠交流。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仍然会继续存在。在传统社会，施予型的个人义务观受到更多强调。如果社会结构可比作系统的"硬件"，社会价值则是系统的"软件"，而社会关系则是连通"软件"与"硬件"而形成的网络。这种法律的强制性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不同，它是在性质上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自律性约束，不同意这些约束，人们可不加入或随时退出该共同体。

实际上，共同体的范围远远超出这三类，例如中世纪西欧的行会，多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便超出了这个范围。然而，法律一旦开放，形式法治便面临危机，而实质法治的某些缺陷便会暴露出来。

在现阶段，通过共同体法、国家法以及国际法的多元良性互动，可以形成一种新型法治模式。等级制的官僚权力凌驾于民众之上，作威作福。

这样，我们便把目光转向自愿共同体。通过实质法治的矫正与补救，这种紧张关系多少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